《中南海》，现在便利店里还能买到。曾经，一演奏起这曲目，台下就有人把整条整条的烟扔向舞台。旋律好记，编排简洁，歌词直白，噪音充沛——这首歌几乎满足了关于摇滚乐的所有理想。

这首歌出自Carsick Cars——不是中国第一支后朋克风格的乐队，但他们的出现是中国摇滚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转折。这种影响早已溢出后朋克的小圈子，渗进了如今几乎每一支仍在活跃的乐队的骨子里。

Carsick Cars 这个名字既是指向特定三人组的专有名词，也是凝聚了一个时代的场景、热气，以及其中无数事件的象征。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媒体中，他们始终被视作中国独立摇滚的代表性乐队，视为2000年代后期北京独立摇滚的化身，几乎是理所当然的认知。他们也被顺理成章地称为“传奇”，但这个具体内涵却很少被人细说。他们早已成为一个象征。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铸就这一神话的？

关于他们的位置

Carsick Cars 于2005年3月由三名北京理工大学学生组建。他们受 The Velvet Underground、Sonic Youth 等纽约乐队影响，同时汲取 Steve Reich、Glenn Branca 等当代作曲家的养分。成立不久后便卷入“No Beijing”运动，成为点燃北京独立摇滚黄金时代的导火索。

他们曾被选为 Sonic Youth 中国巡演的暖场（虽未成行），后实际担任该乐队欧洲巡演的嘉宾；经 ATP、Primavera Sound、SXSW 及多次国际巡演，持续获得海外好评，如今已被公认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乐队之一。

他们属于“80后”这一代在市场化改革中成长，也是第一代能通过互联网直接接触海外音乐和信息的人。在打口碟与P2P下载仍为主流、流媒体尚未兴起、网络审查亦未收紧到今天这种程度，既有音乐中几乎找不到能为自己生活代言的东西。他们与上一代理想主义者之间的距离，与其说是代沟不如称之为断裂。

既无可参照的场景，也无可沿袭的先例。那时的北京基本仍是朋克与金属的天下，在他们这一代人里几乎是从零开始。对前卫音乐的热情——以 The Velvet Underground 和 Sonic Youth 为驱动力——有一种感染力，蔓延至周遭所有人。你想要的音乐不存在，那就自己做。这种DIY的驱动力让他们和身边的人亲手创造出新的声音，将一批原本分散的爱好者转化为真正称得上“场景”的群体。

2007年首张专辑以独立发行之姿销量惊人——据称售出两万张，在当时中国独立摇滚乐队中堪称破格，也点燃了全国年轻人的冲动，许多学生听众与 Carsick Cars 相遇后拿起了乐器组建了乐队。从北京向全国荡出涟漪。乐队后来回顾这段历史，带着一丝自嘲：“歌够简单，任何人都可以直接照着抄。”

今天中国独立摇滚场景的地基，就建在这里。他人或许收获了果实，但翻土播撒种子的人是Carsick Cars。

Carsick Cars 的音乐与人生

一切始于 The Velvet Underground

2003年，北京。一个叫张守望的高中生在街上闲逛，被一个外国人叫住。“你知道 The Velvet Underground 吗？”那人问道。男孩穿着一件印有那张著名香蕉图案的T恤——他是 Andy Warhol 的粉丝，完全不知道那支乐队是谁。

这个外国人是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美国人收到这个令人失望的回答后，他把男孩拉进了附近最近的一家CD店。这是张守望与 The Velvet Underground 的第一次相遇。

那个年代，境外流行音乐在中国并没有被明确禁止，也没有官方渠道可以获取。互联网虽然开始普及，但人们接触西方音乐的主要方式还是打口。所谓打口，是指作为废旧塑料原料合法进口的西方正版唱片，在流入非正规销售渠道后，实际上就成了盗版。那天张守望买到的，自然是一张打口CD（或磁带，视版本而定）。

他回忆起第一次听到 The Velvet Underground 的感受：“我立刻觉得，这是为我们做的音乐。”这种感觉，是他从之前听过的流行或摇滚音乐中从未得到过的。

这次相遇，也是他作为音乐人的起点。介绍他接触地下音乐的那位大学教授叫 Michael Pettis，前华尔街银行家，纽约地下圈子里的内部人。张守望也通过CD店和网络论坛认识的朋友互相交流信息，一有机会就去看独立乐队的演出。非典停课那段时间，他把时间都用来照着 The Velvet Underground 的方式练吉他——之前他摸过一次吉他，但老师是金属乐迷，他的热情几乎瞬间熄灭。乐队首专里的几首歌，就是在那段时期写成的。

Carsick Cars 是怎么凑到一起的

2004年，张守望入学北理工。他本想组建一支乐队，却沮丧地发现校内活跃的乐队清一色是重金属。为了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他在学校的 BBS 上发了一条消息。“这里有没有喜欢 Sonic Youth 或 Suicide 的人？”

回复他的是李维思，一名大三的学生，后来成为乐队的贝斯手。两个人因为对冷门音乐的共同品味走到一起，以 Psycho Cars 为名，在校内的练习室开始工作。

第三个成员，碰巧也是同一所北京理工大学的学生。李青，当时大四，是学校乐队圈的成员，同时和一位从另一所大学来的童年好友另组了一支叫 Airbag 的乐队——明明显显名字来自 Radiohead 的同名曲目。她性格内向，喜欢 Sonic Youth，却因此整整四年找不到贝斯手——身边的人大多是金属乐迷。鼓这部分可以用鼓机代替。但贝斯手，她觉得是必须的。毕业临近，李青终于决定行动，在学校布告栏上发了一条消息。

2005年3月，她去校内的排练室，见到了在网上联系到的贝斯手候选人。那个本就逼仄的空间里，地板上铺满了她从未见过的各种效果踏板，根本无处落脚。她只能坐在鼓凳上，从那里看他们排练。

那时，李维思和张守望已经对鼓手忍无可忍——那人停止了排练，彻底消失了联系。他们正在考虑换人，李青及时发来的消息就这样到达了他们手里。把她引到鼓凳上坐下之后，两人向她提出一个建议：“要不要试着打一下？”此前的通信里，他们大概已经知道她会打鼓。

那天，三个人一起演奏了《Sunday Morning》，她就此加入了他们的乐队。与此同时李维思成了李青的 Airbag 的贝斯手，那支乐队改名为 Snapline。一切顺理成章地落到了位置上。

有了正式的鼓手，改名为 Carsick Cars 之后，三人认真开始了活动——尽管他们与校内其他乐队的关系并不那么融洽。不熟悉实验和前卫音乐的金属乐迷，担心这群喧闹的、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会毁掉他们的设备。

Carsick Cars 在练习室里为朋友办了几场小型演出，之后才在一家叫做 What吧的小酒吧打了第一场正式的演出——这是当时城里少数几个愿意让他们上台的场地之一，也是他们此后反复回来的地方。那时的现场曲目，是几首原创加上 Joy Division、The Cure 等后朋克乐队的翻唱。Snapline 也在同一个舞台上演出，张守望以支援成员的身份坐上鼓凳——但是这个无鼓手的阵容从此成为 Snapline 的固定配置。

那场首演后不久，5月28日，一场 Joy Division 的纪念演出在北京的老牌音乐酒吧无名高地举行，Carsick Cars 担任暖场。他们的演出引起了场内一些乐手和乐迷的注意，开始在北京地下圈子里传播他们的名字。同场的还有当时北京最优秀的几支独立乐队——重塑雕像的权利、Joyside、新裤子、Ourself Beside Me。这份演出名单本身就在暗示，这座城市正在向后朋克倾斜。作为其中年纪最小的成员，这群学生在此登上了舞台。

一个指挥、一个乐评人，以及 No Beijing 的诞生

2005年夏，John Myers——曾担任 Glenn Branca Orchestra 指挥——正驻留北京。白日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夜晚出没于京城的前卫音乐圈。

具体的牵线方式已无从考证（Michael Pettis 当属最可能的中间人），但 Myers 确曾参与 White 的一场现场演出。White 是张守望与朋友们于2005年8月组建的 Glenn Branca 致敬乐队，也可能专为与 Myers 合作而临时召集。这个名字后来也成为张守望个人电子音乐项目的别名。

无论如何，这次连接结出了果实：2006年，张守望赴纽约，作为 Glenn Branca《Symphony No. 13》众多吉他手中的一员登台演奏，并见到了若干传奇音乐人——Philip Glass 位列其中。

听这类音乐的圈子本就狭小。一个以纽约地下音乐为范本的大学生，自然会与北京前卫音乐的核心人物产生交集。9月，White 受颜峻邀请参加实验音乐活动水陆观音的演出——颜峻系中国最重要的摇滚乐评人之一，亦是前卫音乐厂牌 Sub Jam 的主理人，曾发行 P.K.14 的首张专辑。10月，他们又参演了他策划的 Mini MIDI Festival。颜峻决意将北京新浪潮——以 White 及其周围这批学生为代表——推向更广阔的视野。由此而来的构想，便是“No Beijing”。

10月14日，首场以“No Beijing”为名的演出在 What吧举行。这个名字向《No New York》致敬用意不言自明，但据张守望说，其背后的意图与其说是向 no wave 运动致敬，不如说是一代新人宣告自身到来的声音。尽管乐队深受 no wave 影响，但命名的动机并不仅在于宣告这一影响的来源。

演出被收录为双CD-R发行，并上传至网络。遗憾的是，这份录音如今已极难寻觅，据说音质亦颇为粗粝。同月，Carsick Cars、Snapline 及其友队后海大鲨鱼——在 Sub Jam 支持下——以“No Beijing！Tour”为名，连赴杭州、上海演出。上海场有逾百人赶来一睹这股自北京涌来的新浪潮（杭州场则反响平淡得多）。

12月18日，与 No Beijing 运动关系最深的四支乐队——Carsick Cars、Snapline、后海大鲨鱼、哪吒——同台亮相于愚公移山。四支乐队成立均未满一年。

据说，有人冲着那个名字去，期待看到 no wave，结果台上是摇滚乐队大失所望。此乃这段故事中一则有趣的旁注。实际上，“No Beijing”这一命名本身便带有某种反讽色彩——它借用了 no wave 的名头，却并不复制其美学。No Beijing 既不像纽约前辈那样彻底排斥音乐性，也不仅仅是一场摇滚演出。它混杂、不纯、难以定义，却也正因如此，才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北京地下场景的状态。No Beijing 最终被认定为席卷北京的新摇滚运动——尽管它从未、也无意成为一个“纯正的”no wave 运动。

D-22：黄金时代的现场

这场运动很快找到了它的据点。2006年，将张守望引入摇滚之门的 Michael Pettis，在五道口开设了现场酒吧 D-22。这位大学教授，曾在纽约经营过地下俱乐部，此番可谓是将纽约地下场景复现于北京。这里成为 No Beijing 周边乐队的活动基地。

场地设备简陋——音响几乎无人称赞，连 Pettis 本人也不例外，音箱和调音台多是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来路不明，能否正常工作都存疑。卫生间频繁堵塞，停电亦是家常便饭。但至少，它能出声。

D-22 地处五道口这一学生街区，周边高校密集，留学生与海外客座教授往来不绝。比商业成功更优先的是对表达的追求——这一姿态赢得了口碑，吸引了大量国内外观众。“黄金时代”来临了。

对当时北京地下场景提供支撑的，是以 Pettis 为首的外国人群体。酒吧的员工、对主流音乐感到厌倦的旅居者与游客——他们是让这个场景成立所不可或缺的存在。他们的到场与参与，构成了一种“在别处”的文化视角，也使得这个空间免于完全沉没于本土的商业逻辑之中。

从 D-22 走出了刺猬、Scoff、鸟撞等一批乐队。他们是通过摇滚音乐联结的朋友，也是互相激励的对手。后来有人回顾那段日子，说它“像学校一样”。舞台与观众席的热烈背后，是一群尚未被职业化磨损的年轻人，在摸索中互相确认彼此的存在。

被北京地下摇滚场景吸引的海外艺术家不在少数。Public Image Ltd. 的鼓手 Martin Atkins 便是其中之一。他偶然到访 D-22，被那里的氛围深深打动，随后通过自己的厂牌 Invisible Records 发行了北京地下乐队的作品。不过，这些合作并非都那么规范。Atkins 在签约时并未向乐队做充分说明，有时甚至擅自将现场录音作为正式唱片发布，并未征求艺人同意。但不得不承认，这批录音仍是记录当时场景氛围的珍贵文献。粗糙、未经修饰，却恰好捕捉了那个时代的现场感。

与此同时，Pettis 等外国人带来的，不只是热情和资源——也包含着一种结构性的目光。兵马司的办公室就设在 D-22 楼上，Pettis 常从二楼俯瞰舞台，发现潜力乐队后便上前搭话。对于登台的乐队而言，来自拥有深厚见识和本土经验的西方人的邀请，本身就是一种认可、一种荣誉。

然而，这个场景的支撑结构并不单纯。Pettis 的背景——华尔街出身、在中国学术界拥有地位、同时经营着地下音乐空间——本身就处在多重权力的交叉点上。兵马司的资金来源、D-22 的运营模式、以及这一切得以在北京存续的条件，都无法简单地用“独立”或“地下”这样的概念来概括。这一事实从未被隐瞒，却常常被讲述为“黑客式地撬动制度”的美谈。它指向了那个时代北京地下场景中无法被二元论解释的复杂性：独立与依附、外来与本土、资本与热情，在这里从未以纯粹的形式存在过。

“黄金时代”的神话地层

Carsick Cars 并非国内最早演奏后朋克的乐队，但他们通过自身的风格和活动，为场景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构筑起2000年代后期的北京独立摇滚“黄金时代”。这正是他们被称为传奇的理由。

1990年代后期，摇滚已明显分化为主流与地下两个阵营。北京以外的若干城市中，追求后朋克风格的圈子已开始活动，但极少获得关注——规模太小，影响力太弱，话题性不足。原因固然多样，但归根结底因为它们不在北京。

在当时的北京，除了商业流行摇滚之外，占据主导的是金属和朋克。一部分人追求大众性并瞄准商业成功，另一部分人则将其风格推向更尖锐的方向。后者认为，摇滚是在这个国家得不到公开认可的音乐类型，只能在不见光的地方繁茂——这固然是受制于这个国家的条件。流派的界限常常是模糊的，民谣、朋克、噪音统统被“地下”之名囊括。混沌催生出粗粝的能量，其中一部分人以实验、前卫的手法为武器，创造出独有的表达。

1997年在南京开始活动的后朋克乐队 P.K.14，于2000年北上，将据点迁至首都。与他们同样来自南京的重塑雕像的权利也一同，将后朋克这一风格渗透进北京的摇滚场景。在那个地下乐手难以触及正规演出场地的年代，他们为寻找演出的场所辗转于各家酒吧，其足迹绘制出北京独立摇滚场景的底图。在这里，“在这个国家，Joy Division 的影响力大于 The Beatles”这句话，是可以照字面理解的。

首张专辑与一家独立厂牌

2006年，Carsick Cars 决定录制他们的第一张专辑。为了找到制作人，他们找到了 P.K.14 的主唱杨海崧——北京独立摇滚的开拓者之一，后来被称为中国后朋克的教父。他没有制作经验，但他懂得制作人在录音时能起到什么作用，也把这个项目视为将自己所学传递给下一代的好机会。他接受了。这是他此后漫长制作生涯的起点，在年轻乐队首专上留下名字的数量，少说几十支，多说将近一百支。

以某种方式筹到了资金（Michael Pettis 的名字在这里再次出现），与杨海崧完成工作后，三人带着成品前往摩登天空——那时几乎是中国唯一一家独立厂牌。对方提出的条件无法接受——以远低于录音成本的价格买断版权——三人愤而离去。

制作人和酒吧的老板听说了这件事，建议他们自己开一家独立厂牌。他们立刻付诸行动，兵马司就此诞生。Pettis 本人担任厂牌的负责人，这家厂牌和他的另一个项目 D-22 一样，坚持不论商业回报如何都支持有才华的艺术家的政策，推动了这个场景往前走了一大步。

作为厂牌的首批发行物，9月27日，Carsick Cars 同名首专与 Joyside 和 Snapline 的专辑同日发行。Joyside——在北京地下圈子里早已有名——的参与，让乐迷对这个陌生的新厂牌多了几分信任。

首专的反响相当出色。在当时独立音乐的标准里堪称惊人，并促使全国各地的年轻人纷纷去组建乐队。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场由学生主导的狂欢。重塑投向这群狂欢学生的冷淡目光，映照出其中作为庆典的、学生的陶醉。缺乏专业性、肯定不成熟、封闭的社群感——学生时期独有的、作为延缓期的狂热，与来自南京的三人组并不相容了。

Sonic Youth 带来的邀请

Carsick Cars 录制首专期间，一个消息传来：Sonic Youth——他们所崇拜的那支纽约乐队——将进行首次中国巡演。乐队拒绝了主办方提议的暖场嘉宾，认为对方“太商业”，转而提名 Carsick Cars 担任暖场。关于这个推荐是否来自 Blixa Bargeld 或是 Elliott Sharp，有各种传言，但真相至今不明。无论如何，北京的年轻人想必欣喜若狂，不会有别的反应。

然而，演出当天，情况发生了意料之外的变化。就在 Carsick Cars 即将上台的那一刻，他们被当局突然叫停。网络上流传着各种推测，说起因是 Sonic Youth 成员过去的政治言论，但真相始终没有得到证实。

Sonic Youth 中国演出的下一个月，张守望前往柏林——Einstürzende Neubauten 在那里的录音棚——录制 White 的专辑。返程路过纽约时，Sonic Youth 的成员邀请他的乐队加入他们的欧洲巡演。很难找到拒绝的理由。

2007年8月，结束国内巡演之后，Carsick Cars 三人带着刚刚压好的首专出发了。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国际巡演。

黄金时代：第二张专辑与漫漫巡演

第二年，乐队再次收到 Sonic Youth 的邀请，这次是伦敦的 All Tomorrow’s Parties。此时，Carsick Cars 已在海外赢得乐评人好评，成为西方世界关注最密切的中国乐队——Sonic Youth 的推动力不容小觑。

北京地下摇滚场景正处于顶峰。D-22 被拿来和 CBGB、Hacienda 这样的传奇场地相提并论。

2009年，乐队与 Wharton Tiers 合作录制了第二张专辑——Tiers 曾是 Glenn Branca 乐队的成员——《You Can Listen, You Can Talk》 于6月发行。风格没怎么变，但更干净、更锋利的混音让他们的噪音有了更强的轮廓感。三人在相当大的压力和期待之下工作，交出了一张出色的唱片。

那年，乐队和嘎调——由前哪吒主唱领衔——一起完成了16座城市的国内巡演，中间穿插着 Primavera Sound 的欧洲行。10月又一次欧洲巡演，11月又和 P.K.14、小河一起，组成中国独立音乐展演阵容赴美巡演。那一年，忙到喘不过气。

进入2010年，节奏几乎没有放缓，国内外演出不断。由兵马司组织的 China Invasion Tour 2010，Carsick Cars 与 Snapline、P.K.14、AV大久保共同踏上长达一个月的美国巡演，其中包括在奥斯汀 SXSW 的演出。

场景中的位置

这里也许有必要补充一个被主流叙事忽略的视角：当时身处场景内部的人有证言称，从音乐性上来说，Snapline 所施加的影响甚至比 Carsick Cars 更大。即便 Carsick Cars 处于核心位置，也未必被视为变革的发起者。而另一个同样被遗漏的事实是：Carsick Cars 的音乐看起来并没有那么难——易被模仿，正是他们的特质之一。他们不是摇滚明星，只是随处可见的青年。这种普遍性，恰恰让他们成为了象征。Ramones、Sex Pistols、Oasis——同样的结构在这里重现。

他们的年轻也同样如此——纯粹、理想主义、对惯例的反叛。“学生乐队”这一符号，只要还是学生，就被社会容许为无害的游戏。“黄金时代”的时期，与 D-22 的代表性乐队还是学生的时期重叠。Carsick Cars 是北理工的学生乐队；刺猬来自北航；Snapline 的陈曦来自清华。知识阶层子弟的集中引人注目。

在当时的摇滚界，女性音乐人被强调女性身份仍是根深蒂固的风气——全男子乐队不会被特意称为“全男子乐队”。这种固化的偏见固然存在。刺猬的鼓手石璐，是以娇小女孩打出强劲演奏的意外性被记住的；而 Carsick Cars 的李青作为女性鼓手，却很少被强调其性别。这种对性别的不突出，或许反过来为他们的普遍性做出了贡献。

支线项目与周边视角

Carsick Cars 本身固然重要，但他们的支线项目同样耐人寻味，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说，其趣味性在某些方面更甚于本队。在这一切活动之中，这乐队的成员们同时推进着各自的多个项目——其中许多远离摇滚，深入前卫音乐和实验音乐的领域。这些工作有时反哺到乐队本身，有时则独立运行。

张守望作为即兴音乐人的工作，几乎和乐队同步开始。White，最初是 Glenn Branca 的致敬项目，逐渐变成更像是他个人的电子音乐项目——名为 White，风格多变——发行了一张专辑后进入休眠，不过多年来相关联的项目以类似的名字，White-2j、White No.2、White Ensemble持续出现。2010年开始的与嘎调鼓手王旭合作的双人组合 White+，直至今天仍有活动。他还曾担任兵马司实验音乐子厂牌 Maybe Noise 的总监一职。

李维思和李青在 Snapline 之外组建了实验电子音乐组合 Soviet Pop，并于2010年发行了一张专辑。如今，他们甚至已转向金属乐，大鬼众便是其产物。

这些多样的活动说明，成员们并不是“摇滚乐”或“另类”这些标签的信徒。Carsick Cars 是他们手中多种表达方式之一——“前卫”和“实验”，或许同样只是工具，而非他们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早期 Carsick Cars 的终结

乐队在国内外的声誉持续上升。然而，2010年11月16日——那是他们为丹麦噪音摇滚乐队 The Raveonettes 暖场的夜晚——乐队在网上宣布李青和李维思已经离队。官方给出的解释是音乐方向的分歧。巡演和现场工作的高强度消耗或许也是因素之一；纯粹对乐队感到厌倦，也不能完全排除。真相只有当事人知道。说到底，这大概也轮不到外人来操心。两李将注意力转向了Snapline 和他们自己的 Soviet Pop。

不久之后，鸟撞的何凡和来自 Boyz & Girl 的林以樂以某种方式进入了阵容，Carsick Cars 继续前行。早期的故事到这里结束，原始三人组各奔前程。D-22 的黄金时代尚未落幕。然而，地面已经开始位移——乐队也好，北京也好，整个产业也好，都不例外。热潮终将退去，学生也将毕业。

2012年，D-22关闭。原因有租金上涨、来自当局的压力，也有人称是对场地逐渐成为“小众旅游景点”感到厌倦。这些并非任何人的过错，而是结构性的问题。此后，Pettis 开设了更聚焦于实验与前卫音乐的场地 XP。

Carsick Cars 走过的那些场地、那家厂牌、那些海外巡演，几乎就是一支中国独立乐队在这个国家所能达到的极限。那一章就此落幕。

作为结节点的 Carsick Cars

神话，是一种压缩历史来讲述的形式。它筛去各种细节，让Carsick Cars 这个名字成为场景内流通的符号。这里可以将这个名字重新定义为“结节点”——人脉、城市、制度、国际评价、世代感交汇的节点。

但这一节点并非固定在过去的某个点。和《I Wanna Be Your Dog》、《Friday, I’m in Love》、《Love Will Tear Us Apart》 一样，即使关于它的记忆逐渐淡去，其意义并未丧失。每当他们的歌在舞台上、在卧室里、在耳机中被播放，神话便再度上演。经由这一过程，听众将自我及其起源重新置入神话的内部。这个结节点，不是在历史中被讲述的过去，而是在不断生成的历史中，持续连接着不同的语境。

那张收着《中南海》的专辑，现在还能找到。那个牌子的烟，也还在卖，偶尔还有人把它扔向舞台——只是未必还记得，第一次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后记

说到这里，想起一件不相干的小事。Carsick Cars 的李青是一个狂热喜爱动画《新世纪福音战士》的深度爱好者。她常穿着 EVA图案的衣服，这份痴迷在2023年的采访中亦表露无遗。采访中她还提到，乐队的经纪人曾将三名成员的性格比作EVA的三位驾驶员。

我忽然想起，“EVA”这个名字本身就源自“福音”。这个巧合，未免太过完美了些。说起来，动画的主题曲中还有一句“少年啊，成为神话吧”。历史因被讲述而发生质变，神话在超出意图之处生成。但至少现在，这仍是一连串尚未被赋予那种意义之前的、天真的呼应。